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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逸恶劳是公共行政权力在政治、观念、行为上的式微、腐朽、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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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腐败是“政治之癌”,反腐败是公共管理实践中既重要又难以解决的课题,其研究趋势是综合化和整体化。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政策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各自的学科视角进行探讨,研究成果纷繁复杂,理论价值和实践解释力各有特点,很有必要做相关梳理、评析,以期整合多学科的力量,完善反腐败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一、 从政治学视角研究腐败及其预防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公共行政权力在政治、思想、行为上的衰败、腐朽、堕落[1],即公共行政权力人在政治、思想、行为上的追求与公共行政权力目标、公共道德和法律相悖,这也是腐败所共有的一个特征。政治学的研究取向主要是从权力及其监督的角度。

1.王沪宁在 1990
年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中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关于腐败的各种理论流派、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维。同年,王沪宁出版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国内第一部学术性较强的反腐败专著。

2.何增科在 1995
年出版了《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研究》,在书中,作者从政治经济体制的角度解释了腐败的成因。

3.2002
年何增科又出版了《反腐新论———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一书,以新制度主义、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等国际社会科学前治理论和分析框架对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是作者也同时指出,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其固有的研究盲目。制度主义理论中“经济人”的理性计算不能解释人的全部动机。同时,应该避免“制度万能”的极端倾向。

4.莫吉武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监督,指出了中国政治监督不能有效防止腐败的原因。在众多的监督形式中,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才是最实际的,其他的监督都有虚置的倾向,而且专门的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发挥作用[2]。

5.林喆的《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重点研究了权力本身,勾勒出权力与需要、资源分配、市场经济、行政管理、文化传统、权力与权利义务等现象之间关系的基本轮廓,提示出权力的本质、权力腐败的根源以及反腐败的途径[3]。

6.郑又贤认为反腐倡廉的核心问题是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腐败。当前预防权力腐败的主要难题一是难以实现权力运行主体同权力所有主体的良性互动;二是难以阻止和杜绝“亚腐败”的蔓延[4];三是难以合理规范可操作的各种“自由裁量权”的幅度。

7.刘曙光的《权力为什么会导致腐败》认为公共行政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和权力运行过程的高度封闭是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的三个基本条件。

二、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腐败成因及其治理

用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腐败的成因及其预防和治理措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一类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更多地是在引用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从这一视角开展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郑利平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较有代表性,其基本理论观点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反腐败制度建设通过影响社会上所在的租金而影响腐败的收益,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和被发现的概率而影响腐败成本[5]。

2.其他一些学者借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管制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经济博弈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对腐败原因进行了分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教授认为政府管制太多是滋生大面积腐败现象的原因,防止腐败必须削弱政府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3.倪星在 2004
年出版了《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该书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腐败状况。该书对转型期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主观和客观的测量,对腐败的效应和反腐败策略进行经济学考量,是用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优秀成果。

三、 从社会学与政策学的视角研究腐败问题

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探讨腐败的成因、预防和治理是一种常规的研究路径,在这方面也形成了许多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随着政策科学的发展,近些年来有一些学者从政策学的视角来研究腐败,亦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北京大学的研究课题《廉政政策分析》,从廉政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反腐败的问题。在本项研究课题中,学者们指出,当前我国的廉政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价值转变,这主要表现为:①从应急式治理模式到规划式治理模式的转变,这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在指导理念上更加成熟和完善,这也是依法治国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②从治标为主的治理模式到标本兼治的治理模式,说明我国的反腐败从治理更加注重系统性,着力将反腐败工作与提高政府效能有机结合起来。③从集中治理模式到日常治理模式,标志着反腐败工作的常规化。④从事后惩处的治理模式到事前预防的治理模式,这表明反腐败工作更加注重实际的成效[6]。

2.刘洪刚、孔庆兵在《“场域———惯习”理论下的腐败解析及启示》一文中提出,腐败场域是一个客观性的关系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冲突、动态演进的游戏空间。在此基础上,他们对腐败场域的边界进行了确定,并分析了在这个场域中惯习及其作用机理。“场域———惯习”理论为认识腐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运用这一理论,两位学者认为可以从社会建构和个人自塑两方面来设计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路径[7]。

四、 综合评析

研究者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视角进行探讨,国内多数学者均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分别从教育、制度、监督领域分析当前存在缺陷和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一定的现实可行性,能够起到积极的实践指导作用。但是,国内学术界在腐败问题的研究方面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比较明显地体现在:①将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腐败成本与反腐败成本孤立开来研究,尤其是在腐败成本的研究中,未能将缩减政府职能、完善廉政制度、强化监督等一系列影响腐败成本的因素内化在成本因素构成中分析。②对腐败的深层次的系统理论研究、提升还不够,尤其是对腐败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腐败成因理论研究明显不足,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国内的某些理论也存在着解释力不足、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③研究、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不够等。④近年来,用经济学的所依据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分析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主流,建立成本—收益模型,来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尽管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但是并不一定准确。⑤虽然也有一些依托高校的学术共同体、研究组织(比如: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等),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当前在腐败预防和治理中仍然缺乏专职的研究团体。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若要契合转型中国的国情、社情及人文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组织协调、运转高效的腐败预防治理体系,需要对如下几点继续深入地探究:①对我国转型时期腐败预防和治理问题的深入探讨,要改变研究成果过于分散化的现状,针对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现象和本质,开展跨学科、系统性的研究,收获多学科、多视角的集聚解;②对国内近年来的腐败问题多进行发展动态的分析,实现研究的全程化、全域化;③加强本土化的反腐研究。当前国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多借用国外理论,忽视了我国的特殊性,针对这一问题,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考察应更多地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环境入手,将国情、社情、民情的实际与理论模型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创立和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中国模式。另外,值得充分关注的是,研究不能止于跨学科表象和经验的层面,应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科学部类之间,展开实质性的跨学科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康贵民.国外是如何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的[J].中国党正干部论坛,2008,.

[2]莫吉武.中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郑又贤.论预防权力腐败的主要难题[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

[5]郑利平.腐败成因的经济理性与预期效用的论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91-99.

[6]李成言,等.廉政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刘洪刚,也庆兵“.场域———惯习”理论下的腐败解析及启示[J].领导科学,2009,.

作者简介:董颖,女政工师,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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