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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在宗庙太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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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祝》六辞“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其二为“命”,吴讷说:“考之于《书》,命者,以之命官,昔《毕命》、《同命》是也。”这里的“命”,是指天子策封或赏赐诸侯卿大夫的命书,是策命礼仪上使用的应用文体。关于周代的策命之礼,古人已不甚明了。杜预《春秋释例》日:“天子锡命,其详未闻。”清人朱为弼《蕉声馆集》中有数篇论及,今人在两周策命铜器铭文的基础上,有专文、专着详论之,各家对有些细节聚讼纷纭。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在各家的基础上,试图对策命文体的礼仪背景、体制及语言风格做一番探讨。

一、策命文体的礼仪背景

1.策命的颁布地点

《礼记·祭统》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周天子策命诸侯、卿士、大夫,一般要在太庙举行。这里的太庙,并不是专指太祖之庙,而是任一宗庙的太室。《尚书·洛诰》载成王策命周公之子伯禽的礼仪,是在文武官的太室举行:“戊辰,王在新邑蒸,祭岁,文王驿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人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周成王在文武宫的太室举行鲁公伯禽的策封仪式,先由史官尹逸祝册报告文王、武王之灵,然后,成王进入太室,正式策命伯禽,命书由尹逸宣读。西周铜器铭文所载策命,亦多在宗庙太室举行。如鼎:“唯三月,王才宗周。戊寅,王各朝。”君夫簋:“唯正月初吉乙亥,王才室,王命君夫。”免尊:“隹六月初吉,王才,丁亥,王各室。”在宗周太庙受命,君夫在康公太室受命。齐思和先生统计了55篇策命铭文,认为除二、三次之例外,大抵皆举行于周之宗庙:“其言宗周者七器,谓行之于镐京也。其言周或成周者二十三器,皆于成周举行也。其直言庙名而不言宗周或成周者十四器,皆于宗周或成周之宗庙也。”所以,周王的策命仪式,一般在周之宗庙举行。

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中有时用“太庙”,有时用“太室”,其实是一回事情。孔颖达疏云:“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日太室。”王国维论明堂构造说:“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太室即太庙,王国维对太室的解释与孔颖达所述相同。周之宗庙,都有太室。所以,《祭统》所说的“必赐爵禄于大庙”的“太庙”,就是指任一宗庙的太室。策封诸侯于庙,示不敢自专,表明一切法度皆自祖制。

有些铭文对策命的地点方位记载得更加具体,如休盘:“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周康宫。旦,王各室,即立。益公右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鄕。王乎册尹册易休。”许多青铜铭文说受命者“立中廷,北鄕”,王国维说:“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铜器铭文所载策命礼仪同《礼记·祭统》所说基本一致,王来到太庙,就天子之位,面南而立,受策命者在傧者的陪同下进入太庙,在中廷,面北而立,接受天子的策命封赏,策命文书由史官宣读。陈梦家还画出策命时王、史、傧和受命者在太室中廷所立的方位,简单明了。

以上所说主要是西周的情况,春秋时代周天子策命王室的卿大夫,礼仪与西周没有太大差别,但策命诸侯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西周时,策命皆于周之宗庙举行,而春秋时代,诸侯即位由各国自己决定,周天子已失去了左右诸侯的威力,只是在诸侯即位后派人赐命,象征性地宣告其地位的合法性,策命的颁布地点也就未必在周的宗庙太室。

2.策命的见证者

《周礼》说大宗伯“王命诸侯则傧”,小宗伯“赐卿大夫士爵,则傧”。郑玄注云:“傧,进之也。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文献中称“傧”,铜器铭文称“右”。傧者在策命礼仪上负责引导、陪同、延进受命者。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策命诸侯,则大宗伯为傧;赏赐卿大夫士,则小宗伯为傧,证之以铜器铭文,周代策命仪式上的确有傧者,但傧者并非大小宗伯,而是当时的执政公卿,地位和权力比大宗伯要高、要大。如穆王时期的鼎:“唯三月,王才宗周,戊寅,王各朝即立,内史即命。”在策命礼仪上,密叔就是傧者,引导、陪同受王策命。唐兰先生归此器于穆王时代,他说:“《国语·周语上》:‘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韦昭注:‘密,今安定阴密县是也,近泾。’此密叔或是密康公之先?”其后能封侯,则密叔的地位权势是很高的,由这样尊贵的人为傧,是受命者的荣耀,同时,傧者也见证着受命者的光荣。免尊说“井右免”,邢叔傧免受命,唐兰先生说:“凡井伯、井叔当政,疑在穆共之际。”师虎簋中有井伯,郭沫若说“为王左右之重臣。”曶壶说“井公内右曶”,卫簋说“南伯入右卫”,井公、南伯亦当政者。唐兰归于恭王时代的师簋盖、走簋、师父鼎,傧者都是司马井伯,明确说此井伯之职为司马。休盘傧者为益公,康鼎、同簋傧者都为荣伯。师鼎、师俞簋、谏簋的傧者都是司马卞,簋傧者为司徒单,此鼎傧者为司徒毛叔。这些铜器铭文多是策命卿大夫的,傧者有密叔、井叔、井公、南伯、益伯等,皆为当政之公卿;也有司马、司徒等官职任傧者的。

西周铜器铭文多是策命卿大夫,策封诸侯的比较少见,周王策命诸侯,传世文献中保留了一些。《左传·僖公四年》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说明姜太公的策命仪式上担任傧者的是召康公,召康公德高望重,地位显赫。
春秋时代周天子策命侯伯,虽然策命地点不在周之宗庙,但其他仪节与西周相同。《国语·周语上》说:“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又“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周襄王策命晋惠公、晋文公的傧者分别是邵公过、太宰文公,皆是王室执政公卿。

所以,《周礼》所述周王策命诸侯卿大夫有傧者,是对的,但说大小宗伯为傧,则与实际情形不符。杨宽说:“作为‘右’者都是公卿大臣,有称为‘公’和‘伯’的,有官为司马、司徒、司工、宰、公族的,其中只有公族这个官和宗伯的性质相当。”也只是相当,铜器铭文策命文辞中没有出现宗伯为“右”的情况。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傧者有司马、司徒、太宰等职,皆为德高望重、地位显赫之公卿,并非由固定的某一氏、某一职专任。杨宽对周代策命的“右”者和受命者的职司进行梳理,认为以司马为“右”,受命者多数是师氏,与军职有关;以司徒、司工为“右”,受命者的职司有交叉的情况,或“作司土”,或“旅邑人、善夫”,与管理土地和征发徭役有关;以宰、公族为“右”,受命者的职司多与王的起居、饮食、射猎、捕鱼及宫内事务有关。陈汉平说:“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傧者与受命者职务之间有一定统属关系,傧者往往为受命者之上级长官,受命者往往为傧者之下级属官。”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傧者在典礼上只是引导、陪同受命者接受策命。作为见证者,傧者的意义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其本身的身份地位。德高望重、地位显赫的人物为傧,受命者会倍感荣耀,所以周代铜器铭文记载策命过程时,大多把傧者的爵位、名字郑重刻写在重器上,希望荣光永传后世。

3.策命的宣读者

策命仪式上,史官负责宣读策命文书。担当此任的史官多为内史。《周礼·内史》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天子命爵赏赐,内史负责宣读策命。周襄王策命晋惠公、晋文公时,都有内史参与,策命惠公的叫内史过,策命文公的叫内史兴。内史在周代的策命礼仪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铜器铭文亦可为证,如免盘:“隹王五月初吉,王才乍免。”免盘称为“作册内史”,未着其名。称“作册内史”的还有利鼎、师俞簋等器。师虎簋的内史名字叫吴,此器唐兰归于共王时代。郭沫若谓作册吴与师虎簋之内史吴名同官同,自系一人。同时的师簋盖、牧簋,铭文中都有“内史吴册令”字样,说明周共王时代有个叫吴的内史,他经常和井伯搭档策命卿大夫。而到师父鼎的时候,傧者依然是井伯,而读命书的则换成了内史驹,说明此时内史吴已死,接任者叫驹,很可能就是内史吴的儿子。懿王时代的谏簋中,内史叫先,他和司马卞搭档策命谏,后来又同司徒单搭档策命。还有一些铭文,既无“作册”二字,也不知名字,只书“王乎内史册令”,如卫簋、师毛父簋、豆闭簋、趣觯、祝簋等。

还有一些称史某而不称内史的,如免尊“王令史懋易免”,吴方彝盖“王乎史戊册令吴”,望簋“王乎史年册令望”,颂鼎“王乎史虢生册令颂”等等。齐思和先生以为“虽未言其为内史,以其器之例观之,殆亦内史之简称矣。”这些不称内史之史,可能有些如齐先生所言为内史,但未必全是。如吴方彝盖:“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室。旦,王各庙,宰且出右乍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娜。王乎史戊令吴……”

此器中的作册吴,就是师簋盖、牧簋中的内史吴。内史吴受赐,命书当然由别的史官宣读,则吴方彝盖中的史戊不可能是内史。也可以推知,其他不称内史之史,不一定如齐思和先生所言为内史。铭文中读命书者还有“尹氏”或“作册尹”。如师簋、留壶等器说“王乎尹氏”,走簋、休盘。尹氏,又称作册尹,也是史官之一种。铜器铭文中的尹氏、作册尹,以其器之例常被认为是内史,如克盈中有尹氏友,郭沫若谓:“尹氏即内史。”休盘有作册尹,郭沫若谓:“作册尹者,内史之长,亦称‘内史尹’,亦单称尹氏,或称命尹。”但是,文献中有尹氏、内史并出的情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策命晋文公,周襄王公派出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三人。显然,尹氏与内史叔兴父是两个人,尹氏并非内史。把尹氏看做内史、作册尹看做内史之长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三官策命的情况,铜器铭文中也有两例:“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令颂”;“隹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各于大庙,井吊有免即令。王受乍册尹者,卑册令免”。这两器与众不同的是,代表周王策命的也是三人:尹氏、傧者、史官。尹氏负责从周王手中接过命书,由他再转给负责宣读的史官,职责类似今天的秘书,似为周天子的左右手。

《大戴礼记·盛德》云:“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卢注:“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礼记·玉藻》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孔颖达疏引熊安生之论,谓太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为左史;内史掌言诰之事,在君之右,为右史:“《尚书·酒诰》有‘矧大史友、内史友’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也。’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所以,太史和内史常被看做是天子的左右手。太史在策命礼仪上也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尚书·顾命》记载周康王即位,“太史秉书,由宾阶隋,御王策命”,正是太史奉成王遗命并宣读。天子即位,宣读命书的是太史而非内史,说明太史比内史地位高。当然,太史也可以传达并宣读对诸侯的策命,如《仪礼·觐礼》记载,“天子赐侯氏以车服……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天子赏赐诸侯,命书由太史宣读。太史、内史同为周王的左右手,太史也可以在策命仪式上承担宣读策命等职责,所以,铜器铭文中的尹氏、作册尹,都应该是太史,策命晋文公的那个尹氏,也应该是太史。

同内史一样,尹氏常常在策命礼仪上扮演重要角色。《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句毛传云:“尹氏,掌命卿士。”西周策命铜器铭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尹氏、作册尹的身影,周襄王策命晋文公要派尹氏,《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能策立王子朝,就因其拥有合法策命天子的职权。注者不知此理,常隔靴搔痒,如孔颖达疏:“是其食采于尹,世为周卿士也。以其世为卿士,宗族强盛,故能专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见其氏族强,故能立之也。”以为尹氏是食采于尹的卿士,可见没搞清楚尹氏实乃史官之一种,也没有明白尹氏立王子朝,不仅因其氏族强盛,更因其拥有传统合法的策命职责。陈梦家先生也说:“尹氏虽无乍册之名,但他们依然是主持册命之事者。”
所以,策命仪式上宣读命书的史官多是内史,有时是尹氏或其他史官。有些重要的策命,要由两个史官参与,一般是尹氏和其他史官,如颂鼎、免簋;有时是尹氏和内史,如策命晋文公。如果有其他史官负责宣读,则尹氏只是从周王手中接过命书,再转交给宣读者。

二、周代策命的体制

《尚书》中的几篇策命,其中《文侯之命》被认为是可靠的,《礼记·祭统》中孔悝鼎铭,也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春秋时代的策命,再结合大量的西周铜器铭文,我们发现周代策命基本形成了千篇一律的体制,一般包括封赏的原因、具体的赏赐及教导与勉励三大部分。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每部分的篇幅比重有所变化,但总的体制结构始终呈现出稳定的特征。

1.封赏的原因

赏罚得当,才能劝善惩恶。策命开始就必须说明受封赏者有何德何能。《文侯之命》说文武得到许多贤能的公卿大夫的辅佐、帮助,故能安然在位。接着周平王说自己从继承王位起屡遭祸乱,盼望着能有老成持重的人辅佐,正是父义和在国家艰难之际保卫了自己,所以值得嘉奖赏赐。与《尚书》中其他命辞相比,《文侯之命》关于封赏原因的交代比较简洁。大盂鼎和毛公鼎的铭文中,这部分内容占据大量的篇幅。封赏的原因,是西周策命大书特书的部分。

据唐兰先生考,大盂鼎“于道光时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器形大而文字多,且全录康王命辞,可与《尚书》比较,均为前所未有。”大盂鼎上基本全是周天子的命辞,开头也从文王、武王说起,意思是伟大的文王接受上天的大命,武王又继承文王治理天下,除掉大恶商纣,拥有四方,大大匡正老百姓。做事的,没有敢醉酒,祭祀时,也没有人敢喝到迷乱。所以上天保佑他的儿子继承先王,保有四方。听说殷商丢掉大命,是因为诸侯和百官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人众。然后说自己要仿效文王的正德,要像文王那样命令执政者。现在就命令你,盂,继续荣伯的德行,效法你的祖先南公云云。

毛公鼎为周宣王时器,铭文全是策封毛公的命辞,篇幅颇长,同大盂鼎一样,也是从文武受命说起。师簋、簋等铭文,命辞也从文武受命说起。可见,西周传统的、完整的命辞,一般从文王、武王讲起,然后说到自己身负重大责任,处境艰难,急需有德有能者的辅佐,而被封赏者正好是可信赖的最佳人选,理应受封受赏。从文武说起,也是显示对某人的封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效仿文武策封的旧典,符合祖制。

《礼记·祭统》所录孔悝的鼎铭,是春秋时代诸侯赐命卿大夫的代表作。卫庄公蒯聩复国后赐权臣孔悝之鼎,铭文大部分在解释赏赐的原因,称孔悝先世庄叔、成叔及其父亲文叔之功业而褒美之,借以勉励其后。措辞语气与《文侯之命》及铜器铭文的赐命文辞一脉相承。《左传》所保存的寥寥几篇春秋时代的策命文辞,都很简略,但都交代了赐命的原因。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周灵王赐齐灵公命,却大肆表扬齐太公之丰功伟绩,这也是周代策命的常见写法。

有时封赏并不是因为本人有功,而是赖祖先之德。师虎簋铭文说,先王既令你的祖先担任这些官职,现在我要效法先王,命令你继续你祖先的官职。曶壶铭文也说“更乃祖考乍冢司徒于成周八师”云云。周代的赏赐命书中,因祖先的功德赏赐其后人的现象很普遍,反映周代社会的贵族世袭制特征。春秋时代实行宗法制、分封制,代代因袭,皆为顺理成章之事。

2.具体的赏赐

或加官进爵,或裂土赏物,皆要于策命文书中写清楚,这也是受赏者拥有某种特权、享有某些财贿的法律依据。《礼记·玉藻》云:“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象征着身份地位的车马衣服,如果没有天子或诸侯的赐命,则不敢随意乘服。

西周初期,大规模分封诸侯,策命文体的应用非常频繁。这些策命虽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但其大致内容可以在相关文献中窥见一鳞半爪。《左传·定公四年》说成王“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墟”,策封伯禽的命书即为《伯禽》。《诗经·閟宫》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这些话应该出自《伯禽》之中。《左传·定公四年》,卫国祝佗详细罗列了周成王对伯禽、康叔、唐叔的封赐,可以大体探知周初策封诸侯时的赏赐之物,当时对鲁公伯禽的赏赐最为丰厚,有商民六族、土地、礼服、典策、百官、彝器等等。给康叔、唐叔赏物数量递减,但也有车马、旌旗、彝器、民人、土地。

西周铜器铭文所载周天子对臣下的赏赐,大多也就是这些东西。大克鼎铭文中,周天子赐善夫克大量土田,奴仆,乐器,毛公鼎铭文详细罗列天子对毛公的赏赐。齐思和总结西周铜器铭文中涉及的赏赐物品说:“由以上七十五器之铭文中所载之赐物观之,最少有一种者,有多至二十余种者。小而至于贝、弓、矢、牛、马,大而至于土地、人民、王臣,无不在赐之列者。”周天子给臣下赏赐的物件,即使是日常用品,也应该有区分等级的含义。

《礼记·王制》云:“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枧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周天子赐给诸侯什么器具物品,诸侯才拥有该器具物品所代表的权力。赐弓矢,代表赐给其专征伐之权。《诗经·彤弓》一诗,说的就是天子赏赐有功诸侯。郑玄笺云:“诸侯适王所,忾而献其功,王飨礼之,于是赐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凡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赐弓矢代表赐给征伐之权,所以对诸侯才能赐弓矢。西周铜器铭文大多记载天子对王臣的赏赐,赐弓矢的确很少见。被唐兰认定为康王时器的俎侯簋,记载周王命令虞侯到俎国去做俎侯,除了赏赐他鬯酒一卣、土地、十七姓氏之民、官员及奴隶等之外,还赐他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文侯之命》周平王赐予晋文侯“柜鬯一;彤弓一,彤矢百;户弓一,卢矢百;马四匹。”城濮之战后,周襄王策命晋文公:“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柜鬯一卣,虎贲三百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赐予弓矢,有了专征伐之权力;赐予香酒酒器,可以用来祭祀告庙;赐车服,可以在战时、祭祀时服用。陈汉平对西周八十例策命金文赏赐物品进行排比、分析,认为“所赐物品与所命官职爵位及职务性质之间相应有严格且鲜明之等级对应关系”,这个结论是可靠的。
关于周代的赐命,汉人又有“九锡”之说。“九锡”的内容和次序,汉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同小异。从文献所载对鲁公伯禽、康叔、唐叔、韩侯等的赏赐,以及俎侯簋、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的铭文来看,西周并没有形成“九锡”的做法。周天子对重要诸侯或宠臣的赏赐比所谓的“九锡”还要多许多。春秋时代的晋文侯和晋文公,所得赏赐也与“九锡”不符。所以,“九锡”的说法应该是汉人对周代策命旧礼的加工完善,包含着汉人的发展创造。《白虎通·考黜》解释说:“《礼》说九锡,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铁钺、弓矢、柜鬯,皆随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赐车马,能富民者赐衣服,能和民者赐乐则,民众多者赐朱户,能进善者赐纳陛,能退恶者赐虎贲,能诛有罪者赐鈇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孝道备者赐秬鬯。”潘勖为汉献帝所拟策命曹操的《册魏公九锡文》,完全是按照这个“九锡”的理论操作的。西周、春秋策命在开始部分总述封赏之由,然后罗列封赏之物,不再作过多解释,简洁质朴。潘勖《册魏公九锡文》是汉人“九锡”理论下的产物,严格按照“九锡”的内容赏赐,还不厌其烦地说明每一物品的特殊含义。曹操的“九锡”源于周代的策命,又是对周代策命的完善发展。

3.对受命者的教导与勉励

策命最后部分是对受命者的教导和勉励。《文侯之命》说:“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勉励文侯亲善邻国,爱护百姓,成就德行。《文侯之命》的训诫部分显得仓促简单,这正反映了春秋策命文体的新特点、新趋势。西周天子权威在握,居高临下,封赏时进行不厌其烦的训导,讲一些道德、为政方面的大道理,有时还会教一些治理百姓的方法。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愈来愈下,失去了之前的底气,春秋时代的封赏命书没有了谆谆教诲的部分,只剩下简单的勉励文字,以维持王室的尊严。周襄王策命晋文公说:“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周,纠逖王慝。”(《左传·僖二十八年》)要求文公听命王室,安抚四方,为周王室铲除奸邪。周灵王赐齐灵公命:“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希望对方能像太公一样辅佐王室。“敬之哉,无废朕命”一语,是西周策命铭文常用的结束语,有时作“敬夙夜,勿废朕命!”周天子的封赏策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希望诸侯辅佐王室、蕃卫王室,这也是周王室实施封赏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策命是实用文体,与其使用的背景礼仪一样,在西周形成比较固定的程式,几乎很少有变化,这也是礼仪文体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地方,不崇尚、追求新变,更多体现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特点,这倒非常方便后人的因袭和操作。

三、策命文体的语言风格

文献保存的策命,比较完整的是《文侯之命》及孔悝鼎铭,《左传》、《国语》、《史记》等所载策命往往不全,根据史书的编写要求断章取节。铜器中大克鼎、毛公鼎的铭文比较长,是西周策命中相对完整的作品,其他大部分的策命铭文,开头用叙事性的文字记载策命礼仪举行的时间、地点,交代天子、傧者、史官及受命者信息,结尾一般记录受命者“对扬王休”、“拜手稽首”及“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句子,中间用“王若日”、“王乎史某册令某日”之类的文字引出策命内容。因为篇幅所限,或刻铸铭辞的艰难等因素,铜器铭文中所引策命并非全文,一般是挑选关键的,如所加之官、所进之爵及所赐物品等内容铭刻于器,篇幅长短参差不齐。文献中、铜器上的这些长长短短的策命文辞,体现着周代策命文体独特的语言风格。

首先,语重心长,诚挚恳切。策命一般以称呼受命者开头,郑重其事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如大盂鼎:“王若曰:‘盂!’”大克鼎:“王若曰:‘克!’”都是直呼受命者之名。天子策命诸侯,则往往在名前加上“父”之类的尊称,如毛公鼎:“王若曰:‘父厝!’”,《文侯之命》:“王若曰:‘父义和’”。孔悝《鼎铭》也很客气:“公曰:‘叔舅!’”有些较长的策命,不仅开头呼唤,文章中间每次变换意思时,可以反复呼唤。如毛公鼎共呼五次“父厝”,《文侯之命》共呼三次“父义和”,一次“父”。清晰、郑重地呼唤受命者,显得语重心长,谈及策命原因,天子往往会诉说自己的孤独无助,如毛公鼎和《文侯之命》,都说到嗣位之后的艰难处境,急需贤能辅佐才能安然于位,诚恳坦直,使受命者明白自己肩上的重担和责任,激发其同情和忠诚。

其次,语气温润亲切,读之如沐春风。策命的目的是评功纪善,所以策命中都是褒奖赞美之辞。从受命者的祖先如何忠心耿耿辅佐先王先公开说,一直说到受命者如何继承家族的美德,如何有功于当下,显示进爵加赏的必要性。如《文侯之命》说:“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扦我于艰”。卫灵公赐孔悝鼎铭,一口气称赞了孔氏中庄叔、成叔、文叔三位着名人物。周灵王赐齐灵公命说:“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对本人及其祖先的褒奖,让受命者自豪万分。说到具体的赏赐,不厌其烦,一一罗列,充分体现君恩浩荡、厚待功臣,让受赏者无比快慰荣耀,让旁观者艳羡不已,读来如春风拂面,不由人会感恩戴德、拜手稽首。

再次,典雅舒缓,委婉自然。于祖庙太室举行的赐命礼仪,庄严肃穆中透出祥和、快乐、和谐、融洽的氛围,这样的场合使用的策命文体,也散发出贵族们的雍容典雅,同誓师辞的慷慨激昂、雷厉风行相比,策命文体显得舒缓轻松。开头交代封赏原因与结尾告诫勉励两部分,用词渊深考究,展示与众不同的王者风范。西周铜器铭文如毛公鼎铭,多为散体长句,而《文侯之命》、孔悝鼎铭等文献中保存的春秋策命,四言句子渐多,渐有程式化的倾向。在体现渊雅风格的同时,策命文体也在努力营造着亲切的氛围,如毛公鼎、《文侯之命》都用“呜呼”加强语气,口语色彩也很强,罗列赏赐物品,不厌其繁,一一交代,清楚如物品清单,显得委婉自然。

陈骥《文则》评价周代策命日:“婉而当”,认为策命文体的整体特点是委婉而得当,可谓恰切。策命是周代官方常用的一种应用文体,形成独特的体制和语言风格,成为后世各类策命模仿的典范。汉武帝有策封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等命书,措辞写法皆效法两周策命,古奥典雅,语气亲切,深得周代策命文体的精髓。后世策命的代表作无疑是东汉末年潘勖的《策魏公九锡文》,《昭明文选》“册类”中只选此一篇,《文心雕龙·诏策》赞其“典雅逸群”。这篇策文的写法内容也不外乎策命文体的三部分:全文笔墨大部分集中在封赏原因以及赏赐内容两部分,对曹操安邦定国、振兴汉室的功业一件件数来,多加褒奖;对封赐的官爵以及象征特权的器具、鬯酒、弓矢等物品也一一道出。而末尾的勉励部分草草,且多用《尚书》策命中的套语。《策魏公九锡文》在效仿两周策命内容和语言的同时,使得策命这种古老的文体达到完美的程度。天子的权威尊严消亡殆尽,却做出如此宏伟超逸的策命文,的确把文辞的饰礼致情之用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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