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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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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教,尤其是禅宗,在20世纪60年代在学者和学生中间非常盛行,但佛教和其他亚洲宗教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七八十年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极其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有铃木大拙(D.
T. Suzuki)的著作和艾伦·瓦兹(Alan Watts)非常流行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1]人们尤其喜欢将禅宗和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萨特和加缪的哲学相比较。[2]专业学术期刊上经常刊载论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思想和禅宗之间关系的文章。[3]

尽管佛教,尤其是禅宗,在20世纪60年代在学者和学生中间非常盛行,但佛教和其他亚洲宗教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七八十年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极其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有铃木大拙(D.
T. Suzuki)的著作和艾伦·瓦兹(Alan Watts)非常流行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1]人们尤其喜欢将禅宗和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萨特和加缪的哲学相比较。[2]专业学术期刊上经常刊载论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思想和禅宗之间关系的文章。[3]

然而,除了深层生态学之外,学术界对佛教和亚洲哲学的普遍兴趣并没有延伸至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是70年代早期由阿伦·奈斯(Arne
Naess)在挪威创立的一种哲学流派。在美国,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运动广为人知。后来,深层生态学因其对东方思想的不恰当的借鉴受到批评。[4]评论家们认为深层生态学对东方思想的运用是殖民化的、绝对的和帝国式的。

196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美国科学学会有关进步科学的一本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成为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对相应的亚洲维度进行研究的障碍。这篇文章就是由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土壤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所撰写的《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5]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使得对自然世界的剥削成为可能;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对自然的剥削提供了手段。

怀特用下面的观点总结了他的分析:“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6]怀特将佛教禅宗看作新宗教的主要候选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禅宗普遍的兴趣,但他又补充写道:“但是,如同西方的经验于基督教一样,佛教禅宗深植于亚洲的历史,因此我很怀疑它是否能够在我们中间获得生机。”[7]他接着建议人们根据Assisi城的圣·芳济的教义来重新思考基督教。圣·芳济是一位因给动物和鸟儿布道而著名的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他被认为是“生态学家的保护神”。[8]

怀特这篇文章的影响可以清楚地体现在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儿子,斯塔克·利奥波德指导编辑,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和丹尼尔·麦金利(Daniel
McKinley)编辑的具有生态学导向的论文集《颠覆性科学》。[9]这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民族精神、生态学和伦理学”以怀特的文章开始,但并未包括任何亚洲的或者其他比较哲学或宗教。可以确信,当时除了利奥波德这位研究野生动植物管理的教授的“大地伦理”之外,还没有哲学家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因此这类哲学著作的缺乏显得可以理解。但是,迟早会有人意识到,由于编辑们认为第五部分开始的那篇怀特的文章使得任何超越基督教视野之外的讨论都没有必要,所以才出现了没有任何非西方宗教的论文这种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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